“过去是想生却不能生、不敢生，现在是催着生也不生，时代还真是变了!”在多次催女儿生娃无果后，现年52岁的黄女士只好无奈作罢。

　　她想不通：如今，大女儿结婚都好几年了，万般劝说却还不肯要一胎。

　　“结婚不是真正婚姻生活的开始，生孩子才是。”黄女士的女儿陈玲(化名)坦言，目前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也有车，虽说具备了生孩子的基础，但一旦有孩子，生活就再也不是二人世界那么简单了，“还是再等等吧”。

　　晚婚晚育的陈玲们，也让很多地方政府开始着急了。6月3日，人口大省河南修改计划生育条例，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6月9日，宁夏也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6月28日，《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男职工也可申请育婴假……意在逐步放开、鼓励生育。

　　00后比90后少4700多万

　　陈玲出生于1992年，小时候她总怕上不了学，开学第一天就拉着爸妈早早去报名。在上中学之前，她所在的班级人数少说也有五六十人。

　　但等到2003年出生的妹妹去上学，陈玲突然发现，家门口的小学竟然没人报名了。因生源过少，她曾就读的小学最终被合并。

　　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普通小学数量从1990年的76.6万所，下降到2019年的16.01万所，相当于30年间全国八成小学都消失了。同期，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缩减了1680万。

　　在校人数收缩背后，是变化的人口形势。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历年来出生人口数据发现，我国80后、90后、00后、10后人数分别为2.22亿、2.11亿、1.63亿(16330万)、1.63亿(16306万)。

　　也就是说，从90后这一代开始，人口规模下降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三个年代。Wind数据显示，我国90后比80后少1172万，00后又比90后少4700多万，10后比00后也少了24万。

　　为扭转这一趋势，人口政策开始不断调整。继2013年11月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数量却不及预期。

　　首批单独二孩儿童于2017年进入幼儿园，据教育部统计，2017年的入园儿童的确扭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较2016年增加了15.87万人。但到了2018年，全国入园儿童人数就比上年减少了74万人，2019年入园儿童人数再次比上年减少175万人。

　　全面二孩政策也不例外。施行首年，我国出生人口反弹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三连降，2019年出生人口已降至1465万。这是我国出生人口自1962以来首次跌破1500万大关。

　　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现有生育水平的话，这一趋势难以扭转，而且会下降得更明显。

　　“20后这一代人，甚至会比10后少30%-40%的水平。”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按照母亲一代与儿女一代之间25年左右的周期，在2020年以后陆续步入生育阶段的女性，恰好是这波处于出生人口下降起点的90末女性。而10后看起来仅仅比00后少了24万，是因为有处于第三波婴儿潮期间出生的80末-90初女性作支撑。

　　社会经济因素占主导

　　生还是不生，的确是个问题，并且在各代人身上考虑都有所不同。

　　85后上海白领王艳(化名)本想去年要个二胎猪宝宝，但一番合计养娃成本最后还是被家人劝退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外加每天睁眼就要还的房贷，哪有闲、有钱生二胎。”

　　最后真正让王艳痛下决心的，是“生”与“升”的两难。尽管作为职场熟女，王艳已经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但生完孩子只休整了3个月就返岗的她，已有种“赶不上90后”的焦虑感，“如果再生二胎，那相当于职场发展基本中断了”。

　　“单身它不香吗?为啥要结婚生孩子。”面对父母的催婚，今年刚研究生毕业的90后尹昕(化名)不为所动。

　　在她看来，离婚冷静期、单亲抚养问题、职场就业性别歧视、丧偶式家庭教育……没有结婚的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难道拥有后代才算成功吗?”

　　对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远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为受政策因素影响为主，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响、一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生得起、养不起。”近日恒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如是总结，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等因素，抑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有的家庭则要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恒大研究院报告称。

　　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育龄期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现在的1.5左右。这一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而要达到世代更替生育水平，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与此同时，像王艳这样的适龄生育女性规模也正在缩减。2016-2019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了491万、398万、715、50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