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公共服务一体化

　　需要明确的是，落户限制的进一步放开，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入。“全面取消户籍限制”的另一面，其实意味着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在增强。城市是否具备人口流入吸引力，最终取决于公共服务是否到位、就业岗位是否充足多样。

　　从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至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9.58%。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同时显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速正在放缓。

　　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2015年提高1.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3%;2017年，前者提高1.17%，后者提高1.1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到了2018年，增速差距进一步加大，从2017年的0.02%提高到2018年的0.04%。

　　这意味着农村人口越来越不愿意在城市落户?

　　“不能这么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某个城市的户籍‘含金量’低，农村人口权衡了就医、教育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后，相较于自己的土地收入，认为还是没有落户城市的必要。”易鹏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此外，李建民也认为，这一差距意味着城市户口的吸引力在减弱，放宽户籍限制的边际效益递减。“农业人口会综合考量就业、就医、子女上学等一系列因素，以衡量一个城市的户籍价值。

　　此外，落户后是否还能再次选择重新落户其他城市?这些都会被反复权衡。如果城市无法提供稳定的预期，农业人口一定不会采取落户这样具有长期影响的行为。”李建民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任务》的工作部署中，也提到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要求城市从养老就医、教育资源供给、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城市吸引力。同时，从交通一体化等方面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

　　李建民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以某个大城市为中心形成都市圈是未来城镇化建设发展的趋势，50%—60%的人口将在这里聚集，应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例如无法在上海落户，但可以通过消除教育、医疗等方面壁垒，享受到上海的公共服务资源，那么在上海房价高企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落户苏州等周边城市。这样一来，虽然上海无法放松落户限制，但实际上解除了户籍对公共服务资源的绑定。”

　　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