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会有罪过的感觉?

　　曹德旺：(沉默数秒)我认为，最起码我参与了。

　　新京报：后来做慈善和这个有关系吗?

　　曹德旺：我认为也是有关系的。我捐钱做慈善是想证明，我不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我是为了让国家更兴旺更发达。因此，我不做房地产，不做金融产品。

　　“欧美工会变相保护了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

　　新京报：纪录片也记录了一些冲突，比如工会与福耀发生冲突时，有想过要中断拍摄吗?

　　曹德旺：没有。你拍就拍嘛，我怎么样，就怎样拍。提出成立工会，这是工会的权利。我作为老板，也有提出反对工会成立的权利。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工会成立的话，我就工厂关了，我就不做了。因为那个(工会)没有希望，通用怎么倒掉的?通用就是死在工会上面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美国的工会制度?

　　曹德旺：我们曾经研判过美国的工会。美国的两个党派，共和党由工商业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学校教职员工、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白领组成，民主党的主要选票源于工会、工厂，民主党公开宣示代表劳工利益。

　　本来作为厂商，通过企业盈利作为后续发展的资本积累，通过培训工人实现因企业发展扩大所需的干部队伍。但因为两党政见不同，劳资诉求不同。工会为求自保，也提出要培养自己的骨干，这就导致了对以国家为单位来说必不可少的竞争力(劳动力)的丧失。如今美国企业劳资双方的矛盾实质是政党之间主张的矛盾，这对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损害不亚于汇率扭曲。

　　新京报：生产效率提高和工人权利保障之间能否取得平衡?

　　曹德旺：不能平衡，在美国有工会就不会有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为什么那么反对美国的工会制度?大概四五年前，我在底特律看中一家工厂。第一次列席参加这家工厂的会议，我一看——这边一排是各个部门的总监，那边一排是工会派往各部门监督总监的工会干部，也就是说，一样的工作两个人来做、来管理，你说工厂的效率还能剩多少?所以，工厂有工会，绝对不行。

　　第二，根据我开办工厂几十年的经验，我认为，企业的高效率源于员工的高效率，员工的高效率源于企业的高福利。我可以说，福耀员工的福利很好，因此福耀的员工队伍很稳定，员工的精神状态很好，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

　　新京报：福耀在美国的五家工厂都没有工会?

　　曹德旺：只有伊利诺伊州的工厂有工会。当初我们收购这家工厂的时候，工会的人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老板是好人。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工会的人板着脸好像要打架，对我们很冷淡。谈判中，工会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同时我告诉工会，我不是政府，福耀也不是大企业，你们必须要做到福耀提出的各项经济指标，他们也答应了。一直到现在，伊利诺伊州的工会和我们的工厂相安无事，相处得很好。

　　新京报：既然伊利诺伊州工厂的工会和工厂相处得很好，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坚决反对工会?

　　曹德旺：工厂能没有工会，还是不要成立工会。因为一旦工厂有了工会之后，工厂就要用时间成本、法律成本来陪着它，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主，都要通过工会。

　　我今年在欧洲的一家工厂重演了《美国工厂》中的那出戏，就和纪录片中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在工会登记的工人，高兴的时候就去工厂打卡刷个脸，打完卡回去抽烟、吃饭，整天不干事。你工厂说什么，反对!欧美工会的作用其实是变相保护了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形成了“大锅饭”。欧洲、美国的工会制度已经不适合制造业发展了，可以说，美国制造业的衰败就是这样引起的。奥巴马为什么要买这个片子?我认为他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融进当地的文化，国内外最大的文化差异是工会制度。但我不会接受美欧(工会制度)的。我们宁愿一次性损失或者少赚十亿百亿，如果像通用那样被工会折腾到每年亏损，是很痛苦的事情，精神损失比金钱损失更厉害。

　　“美国制造业的恢复还需要时间 但已开始行动”

　　新京报：除了刚才提到的工会制度，还有哪些方面会影响美国制造业?

　　曹德旺：严格地说，我不认同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说法，没有衰落，只是当时去工业化战略决策的失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去工业化，这是美国的主动战略选择。美国去工业化后去做什么呢?去做虚拟经济——金融、房地产、互联网、娱乐。

　　一方面，华尔街各个企业因自身高利润给员工支付的薪酬福利，高出了本国的各个行业，这就导致在美国不管是什么专业的精英，都往华尔街跑，制造业基地底特律几乎成为了空城。另一方面，美元坚挺使得美国的进口商品全部价格计算起来比本国工业制品成本还低。与此同时，除高科技企业以及高自动化制造业以外，美国劳工工资占了成本的45%左右，而成本中除工资以外，材料及其他成本很难控制在55%左右，厂商多亏损，使广大制造商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伤害，导致产业的空心化。

　　美国制造业厂商失去投资信心，制造业多年没有投资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技术与设备老化，从而又加剧劳资关系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