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浮沉

　　作家平注意到了这些视角相同、主旨相同、绝对和谐、千台一面的纪念奇景，欲言又止地在一篇文章中发问：“只依(邓丽君的)弟弟说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爱国是她人生的志业”，那么如何解释她一次次的远走，如何解释她选择异国恋人，选择异地他乡，东京、香港、巴黎，终于远至清迈?” 纪念邓丽君的人，没有一个真的了解她。平只差把这句话直接抖搂出来：所谓“军中情人”、爱国爱家，未必是真实的邓丽君。这都是家与国的合谋，是生前套在她身上的锁链。斯人已逝15年，这锁链竟是一丝一毫也没有打开!

　　从平提供的只言片语，我们已或可窥见那个我们决难以想象的真实邓丽君。一方面，在戒严的大背景中，她受着党国“训育”，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着小小的越轨言行(在广播里和主持人随口说了一句“想到对岸为青年朋友们办演唱会”)，她要屡屡澄清，屡屡公开表态，以求政 治上过关;而与此同时，海峡对岸正把她作为敌对势力、作为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掀起一轮轮声势浩大的批判。

　　一个娇弱女子，在大时代的巨轮中，好似被翻卷、挤压在各种不同力量形成的旋涡中。但令人诧异的是，这女子或许柔弱，却决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唯唯诺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样的镜头足堪玩味：在终于能够远离台湾之后，她选择在戛纳的海滩畅快裸泳;明知身患哮喘，或有生命之危，但她宁可在泰国清迈的旅馆度日，也不选择回归家乡;生命的最后时刻，艰于呼吸的她，嘴里艰难而痛切呼喊的是——“妈妈”……

　　难道，她一次次的远行，真的是为了让家人找不到她、让世人终于放过她?卸下现实的重负之后，她选择了隐居，选择与一个好似边缘人的法国男子厮守，莫非真的是祈望自己在这个让她喘不过气来的人世间脱身?

　　这么看，以童星起家，一上星光熠熠的邓丽君，其一生不仅谈不上幸福，简直可说是历尽劫波，尝尽了苦难和孤独。时代变迁的巨力尽数压在她身上，直到筋骨尽被扭弯，但她仍然不失宁静、柔美、悠扬、端庄的风度。也许正好是这个事实，可以解释那温润婉约的女性柔情中，何以竟有难以化解的凄美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