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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纪要

　　《Mobile World Live》 Joseph Waring ：您在军队的这段经历，怎样影响的您在华为的管理风格?

　　任正非：在我入伍的时候，中国人在吃饭、穿衣的问题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曾经在1962年时候我们每个人每年能分到的棉布只有1/3公尺左右，这块布是用来补衣服的。所以，我年轻时没有穿过像样的没有补丁的衣服。

　　当时中央希望要让中国每个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化工设备，建立一个大型的化纤厂，希望通过生产化纤来给每个人提供一套化纤衣服。这个化纤厂在辽阳太子河边上，条件非常艰苦，中央调军队去修建这个化纤厂。

　　当时部队的工程能力比较低，像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得到了使用。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当时是七、八月份。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风、漏水。那段时间我的体会：一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当时法国这个化纤厂，自动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至少当时全中国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先进技术，还学会了吃苦。我们住在这种土坯房中，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相当于150克。没有任何新鲜蔬菜，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萝卜用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池腌制起来，做成酸菜和酸萝卜，那么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萝卜。主要食物是高粱，而且是很难吃的杂交高粱。我们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冰火两重天”。

　　但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快乐。那时候我是连队的技术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晋升到一个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当副所长，技术职级是副团级。我们那时的梦想，就是希望在改革开放大裁军之前，能够得到一个中校军衔再退伍，可惜没有实现。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没有获得军衔的退伍军人。

　　我们在担负最先进的化纤厂的建设过程中，检验先进设备缺少一种仪器，这种仪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在国外看见过，告诉我是什么样子。我就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推导了出来，但是我对推导并没有把握，就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来确定我的推导是否合理。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把这个仪器发明出来了。当时正好国家开始搞经济建设，国家在寻找好的案例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我的这个小发明就被夸大成了大发明，被各种报刊、杂志、电影纷纷宣传。由于广泛的宣传影响，我有幸被全国科学大会选中，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不是党员连炊事班班长都当不了。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却不是党员，上级很奇怪，所以组织给了帮助，让我成为了党员。我1978年入党后，当时国家提倡干部要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我又符合条件，就推荐我去参加十二大选举，我就被选上了。可惜那时候太年轻，对党在这个大时期的大改革什么也没听明白，这是十分遗憾，我那时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

　　《美联社》Joe McDonald：我们知道过去两周或者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您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今天很感谢您和我们交流。我的问题和安全相关，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安全的担忧，其实他们并不怀疑华为技术的可靠性，而是看起来担心华为，甚至是担心所有中国公司。所以我想知道对于华为的外国客户，您能给他们怎样的保证，华为能够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保护他们信息的机密性?另外考虑到中国法律的环境，您的担保有怎样的限制?

　　任正非：首先，过去30年来，华为公司在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记录。其次，华为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公司，我们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上是坚决站在客户这边的。我们决不会去危害任何国家，伤害任何人。第三，中国外交部也做过澄清，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华为公司和我个人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这样的要求。

　　《美联社》Joe McDonald：很抱歉我不是想跟您在这个问题上去争论。但是美国政府也好，澳大利亚政府也好，他们会说您是卖网络设备给客户的，任何一个客户选厂商的时候，他必须是完全信任你，因为它是把整个国家电信网络基础设施运行最机密的数据放到你的手上了。华为如何来保证对客户或者所在国不是一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