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Tom Cheshire：关于华为消费者业务，假设在英国贝辛斯托克的一个小镇上有个消费者用了华为手机，他可能会担心如果未来得不到安卓软件的持续升级，就得不到更好的体验。如果没有了安卓软件，他们使用华为手机的体验是否会受到影响?

　　任正非：Google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我们和Google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双方也有很多协议。我们还是希望在终端里面使用Google的系统和生态继续发展，希望美国政府能批准我们使用安卓系统。Google的安卓系统在全世界有数十亿件，Windows在全世界也有数十亿件，卡上一、两件不会为美国带来安全影响，应该开放。如果美国不能开放安卓系统，我们只能自己承担生态的建设，生态建设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估计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终端想当世界第一的目标短时间内可能不能实现。

　　Tom Cheshir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华为刚刚推出的鸿蒙操作系统，现在还没有做好与安卓及Windows进行竞争的准备?

　　任正非：鸿蒙系统从七年前开发设计，是为了解决物联网的问题、解决将来人工智能对社会的贡献问题而设计的，最大特点是低时延。世界有非常多的边缘计算，对电力技术、汽车系统的计算以及对农业、拖拉机等各个产业的计算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计算方法就应该有不一样的操作系统。

　　如果转移到手机上使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还是等待看美国政府是不是给Google支持，让Google更多为人类服务。我们不希望世界出现第三种平台，因为本来软件系统是由苹果和Google瓜分全世界，如果美国封锁不让Google提供安卓系统，世界会出现第三种系统，增加了一个小兄弟，对美国称霸世界是不利的。这个小兄弟说不定要比老大哥干劲大，如果小兄弟跑到老大哥前面去，美国是有一定风险的。

　　Tom Cheshire：这是不是华为把鸿蒙操作系统开源的原因，这样鸿蒙就能超越其他操作系统，全世界就可以使用鸿蒙?

　　任正非：是的。我们为什么要开源?全世界都有很多小公司，特别是欧洲有非常多。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欧洲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基因，像一颗颗珍珠一样闪亮，如果没有一根线把珍珠串起来做项链，就没法增值。如果我们实施开源，允许珍珠在开源体系中连接起来，就可以把英国珍珠的科学价值分享给全世界人民，放大了商业效果，对英国、欧洲振兴有好处，对全世界振兴都有好处。

　　中国和英国、欧洲存在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平台，在创新上都是单个的。如果鸿蒙开源，是对英国、欧洲创新的支持，对中国创新的支持，对全世界小公司创新的支持。而且鸿蒙有低时延的特征，有可能让人们获得更好的体验。

　　5、Tom Cheshire：您刚才提到华为是把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现在回到华为和美国冲突的问题。由于美国方面的引渡请求，您的女儿在加拿大被逮捕。这个事情发生至今您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任正非：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一个小事情，不是“家长里短”谈一谈就能解决。我们还是相信法律，依靠加拿大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法庭上律师已经在发挥作用，我在等待他们的消息。

　　我们家人都有个特点，小事叽叽喳喳，大难临头反而不慌。大家都很镇静，这件事情反正都这么大了，匆匆忙忙想去解决也不现实。

　　Tom Cheshire：您跟她交流吗?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任正非：挺好的。她经常出去喝咖啡、吃火锅，经常跟餐厅里面遇到的人聊天沟通，不是淡漠地与世隔绝。她在餐厅跟别人讲话打招呼，相互聊几句，大家发现她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Tom Cheshire：您女儿在加拿大被逮捕之后，中国马上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这两个人被关起来，现在没有咖啡可以喝，不能见任何人。华为在某些方面和这件事情有牵连，或者负有一定责任吗?

　　任正非：这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国家与国家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这件事情是美国无中生有扣押了我女儿，这是不公正的。加拿大也是无辜的，中美贸易谈判希望拿华为作为棋子，就先把我女儿抓住，想以此摧毁我的意志，从中美谈判中获得好处。结果获得坏处的是加拿大，加拿大很值得同情，我不可能恨加拿大政府，也不可能恨加拿大的司法系统。我们按照加拿大的司法规定来作处理。至于其他事情，我们不了解每个人做了什么事，怎么可能判断事情的相关性?我们不是政府。

　　Tom Cheshire：听起来您刚才的意思是说，您女儿被捕以及引渡申请更多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流程?

　　任正非：是的。你想想，美国已经起诉我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有法律问题，怎么又在中美谈判中把我们拿出来?法律问题岂容政治谈判?法律问题要用法律解决，用谈判能解决的不应该是法律问题，也就不能起诉，美国把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思维概念搞乱了。

　　Tom Cheshire：为什么美国针对华为、针对您的家人方面这么激进呢?

　　任正非：这几十年来公司内部对我的评价，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妥协派，因为我在公司总体是比较软弱、妥协的，在公司实际扮演着一个傀儡角色，并不是强势领导者，强势领导者是常务董事会。我们这个体制是向英国学习的，“王在法下，权在议会中”、“君主立宪、皇权虚设、临朝不临政”，我拥有的是否决权。可能美国看到我不起什么作用，摧毁我比较容易，结果没想到，我本来以为自己不坚强，事到临头了发现我还是挺坚强的人。我认为，在这个关头，妥协也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把华为公司做好，真真实实体现为全世界人民认真服务，体现它的价值出来。可能我自己和家庭是要作出一些牺牲的。

　　6、Tom Cheshire：关于美国针对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担心的一些问题，中国2017年出台的国家情报法里面明确写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义务跟中国政府在情报工作方面合作，中国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和私营企业，必须跟中国的相关机构进行合作或者受相关机构的指示”，这是在法律中用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对华为有质疑和担心呢?

　　任正非：大家担心“一个中国公司会不会完全遵守这条法律?”，有这种担心是正常的，我也可以理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中国企业绝不允许装后门”;2019年3月份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务院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再次明确“中国企业不允许安装后门”;第三次，李克强总理在克罗地亚参加“16+1”会议时，见到华为参展员工，再次交代“你们企业绝对不准装后门”。他们也是代表政府承诺，也是释法，我们遵循他们的要求，不会安装后门，不参与情报活动。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带来的后果就是全世界客户不买我们的设备，财务风险是极其巨大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Tom Cheshire：杨洁篪和李克强先生都说过，包括其他政治人物都做过表态，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法律初衷不是要求中国的企业在情报工作上提供协助，为什么当初要出台这个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