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62页

　　译文：专家组指出，事件的相关证据并不完全清楚。运动员表示DCA(兴奋剂检测助理)在房间内给他拍了照片和录像。运动员的母亲在书面声明中表示，DCA在“未经运动员本人许可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手机一直拍摄照片和视频”。DCA说，他从背后给运动员拍了两三张模糊的照片，但不承认有任何录像。

　　浅析：CAS直接指出孙杨母亲指出的“录制视频”，与对方证词不符合。结合下一条，CAS方倾向于采信兴奋剂检测助理的说法，即没涉及视频的录制。

　　9，第63页

　　译文：DCA(兴奋剂检测助理)没有当面作证，也没有接受讯问和交叉盘问。专家组的结论是，运动员、运动员母亲和DCO(兴奋剂检察官)的证词证实了DCA的书面陈述。专家组认为，检测收集过程中，DCA至少拍摄了三张运动员的照片。

　　浅析：与上条一样，还是拍摄照片的证词。但CAS在报告中指出，尽管IDTM兴奋剂检查助理(DCA)在检查过程中存在拍照的不当行为，但这无法构成孙杨“暴力抗检”的正当理由。

　　CAS还强调，此类事件正确的处理行为应该是，运动员需在当时(如有必要，也可以在随后)记录自己对整个检查过程的反对意见，并允许兴奋剂检查官带着已经采集的血样离开。

　　10，第65页

　　译文：专家组根据Troicki(特洛伊基)案的推论(6年前，WADA令特洛伊基提供尿液和血样以供检测，特洛伊基仅提供了尿样，并没提供血样，被禁赛18个月)，指出证词中，运动员、他的母亲和巴震医生的证词，没提到DCO(兴奋剂检察官)警告运动员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

　　然而，根据此前收集的证据，专家组结论认为，DCO反复警告了、或至少试图警告了运动员不遵守血样采集程序的后果。

　　浅析：孙杨母亲的证词没有提及被警告这样做(拒绝带走血样和尿样)的后果，但调查显示，这个证词与事实有出入。

　　同时，特洛伊基的案件对于孙杨案是重要的判例，当年特洛伊基提供了尿样，拒绝提供血样，仍被禁赛了长达18个月。如果当晚，有法律专业人士在现场提醒孙杨等人其中的利害，孙杨本有机会逃过这次八年禁赛。

　　11，第66页

　　译文：专家组同意国际泳联兴奋剂专家组的意见，即警告很可能因现场噪音而被忽略。然而，与国际泳联兴奋剂专家组的结论相反，(CAS)专家组的结论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归咎于运动员的行为，由他负责。运动员应尊重DCO(兴奋剂检察官)的权威，因为DCO经验丰富，运动员熟知这一点，根据已知证据，运动员非常清楚地没有这样做。

　　根据收到的证据，专家组无法得出以下结论：DCO对运动员未能听取警告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或者说，孙杨，他的团队，还有她似乎对儿子起了最有害作用的母亲，有权无视DCO的观察，即当时的事态发展是孙杨可能无法遵守(这次“赛外检查”的流程)。

　　浅析：“as well as his mother, who seems to have played a most unhelpful role to her son”，这里CAS直截了当地指出孙杨母亲“似乎”对儿子起到了最有害的作用，可以看做CAS对此次事件中，对孙杨母亲做法的总结，甚至表达了对孙杨母亲的态度。同时，CAS点出孙杨一方应该尊重检察官的权威，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

　　12，第68页

　　译文：即使运动员和他母亲的回忆完全正确――在专家组看来，还远远不能被确认是――DCO(兴奋剂检察官)告诉过运动员“如果你能拿出血样，就去吧”和“你自己想办法”。这些并不足以证明DCO建议运动员去销毁血样，也不能表明DCO是主动结束了血样采集工作。

　　浅析：“即使孙杨母亲的回忆完全正确。。。也不足以证明”，这里CAS对孙杨母亲作证价值的总结很清晰，即她的证词无法得出她的结论，解释她的行为。